要害詞：胡適 周汝昌 《紅樓夢》 俞平伯
胡適
胡適一點不照料蔡校長體面，指他是“猜笨謎”
整整一百年前，也是3月，胡適坐在租住的北京北河沿鐘鼓寺胡同十四號的年夜寫字臺前，寫他的《紅樓夢考據》。那時他29歲，當北年夜傳授曾經三年多了。
胡適從美國給《新青年》投稿，因此熟悉了掌管人陳獨秀。1917年蔡元培聘陳獨秀任北年夜理科學長，陳獨秀又寫信請胡適回國任傳授，甚至說理科學長你來當。他們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學反動，倡導口語文，而古典口語小說名著恰是口語文的典范。胡適還提出用迷信精力來收拾國故，一個主要實例就是考據小說。為共同這個目標，1920年，上海亞東藏書樓開端陸續收拾傳統口語小說，方式是舊式標點，分段付梓，加一篇新寫的序，內在的事務最好是考據。此事的掌管人是亞東藏書樓老板汪孟鄒，校勘收拾者是其侄子汪原放，而明星作序者胡適更是滯銷的包管。
先出書了《水滸傳》《儒林外史》，而《紅樓夢》的篇幅年夜，本錢高，一邊付梓著，老板汪孟鄒一邊催胡適的序文：“紅樓夢有一千二百頁之多，……現擬出售預定，收些現款，以資解救。不識吾兄是擬代撰一篇考據，或是一篇新敘，請考慮函知，以便登而廣告。……仲甫（即陳獨秀）仍作一敘，已與他聯繫過也。”可是胡適的反映并不積極，《紅樓夢》的資料欠好找，他還沒有預備好，也不愛好這種預售的方法。一邊是將本求利的半逼半勸，一邊是勉為其難的不即不離。
1921年3月，北京產生了“國立黌舍索薪罷課”風潮，年夜學教員們為爭薪水不上課。胡適應用這空閑，在3月27日草成了約兩萬字的《紅樓夢考據》（初稿），立即寄上海發排。一個多月后，上海亞東版標點本《紅樓夢》于5月出書，這篇《考據》冠于書前。
《紅樓夢考據》的前一半是批評後人的索隱派舊紅學，其近在面前的代表就是頂頭下屬北京年夜黌舍長蔡元培。蔡校長在四年前頒發了《石頭記索隱》，主意“《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他索隱出賈寶玉是康熙帝的廢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釵均暗射康熙朝文人名流，貌似女身，實指男士。胡適一點也不照料蔡校長的體面，指他這不是考據，而是附會，是“猜笨謎”。《考據》的下半篇是胡適按本身主意的迷信方式，往考據《紅樓夢》的著者和簿本兩個題目。
這篇初稿是委曲成篇，胡適本身也很不滿足。恰是這一篇敷衍之作，開啟了他深刻摸索紅樓奧妙的極年夜愛好。
1920年3月，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年夜釗（左起）合影于北京西山臥梵剎
顧頡剛、俞平伯的四十幾封函件，為“新紅學”催花成果
胡適在北年夜的先生顧頡剛，未滿28歲，按年紀只比教員小一歲半，卻執門生禮甚恭。他方才結業做了助教，胡適就請他輔助往查有關曹家的材料。顧頡剛天天上藏書樓，從各類志書和清初人詩文集里尋覓曹家的故實。公然，曹寅的著作找到了，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把這些資料連接起來，曹家的情況垂垂清楚。除了北年夜和京師（即后來的北圖、國圖）兩個藏書樓，顧頡剛還遠赴天津藏書樓，并往國子監抄寫進士落款碑，找到了高鶚的名字和籍貫。每有所獲，當即書面報告請示，胡師長教師也隨時回應版主，指導商討。
如許，便得知曹家祖孫三代四人，接踵任江寧織造長達58年，在任上辦過四次為康熙南巡接駕的闊差事，榮華貧賤已極，與《紅樓夢》所描述的賈府頗相吻合。又查得曹雪芹名霑，是曹寅（楝亭）的孫子。再從《八旗詩抄》中看到敦誠、敦敏的贈詩，得知雪芹暮年貧窮潦倒、縱酒狂歌的景況，及其他很多資料。如許，對《紅樓夢》的考據就完整面孔一新了。
胡適的另一個先生俞平伯才21歲，比顧頡剛年青7歲，卻早一年（1919年）從北年夜結業，是早熟的才俊。他在1920年赴英國留學，僅十幾天就回國。今年2月從杭州回到北京，仿佛是為了要遇上這“新紅學”的出生。俞平伯常到顧頡剛的寓里，探聽和議論他們找到的資料。
此后顧頡剛的祖母在姑蘇中風偏癱，他只得前往故鄉侍病，一年中往復奔走了好幾趟。1921年炎天，在胡適、顧頡剛和俞平伯師友三人之間手札交馳，反復會商《紅樓夢》和曹家史實。顧頡剛說：“一個寒假里，我們把通訊論《紅樓夢》作為正式的作業，興趣高極了。”對俞平伯而言，收到顧的談紅信可以使他的病霍但是愈。從4月到10月間的這四十幾封函件，成為日后俞平伯收拾成書的基本，成為“新紅學”催花成果的南風。
1921年11月，胡適寫成《紅樓夢考據》改訂稿，載于1922年5月的亞東重版《紅樓夢》中，我們以后看到的都是這一稿。胡適引錄了十多種冊本中的資料，并加以排比、綜合、剖析后，得出了有關個人空間作者曹雪芹及其門第、成書經過歷程和宗旨的六條結論，它們便成為“新紅學”安身的基石。關于“簿本”，胡適初次清楚區分了戚本和程甲、乙本的差別，指出“最後只要八十回”，“后四十回是高鶚補的”。對于續書，胡適恰當地確定了它“作一個年夜喜劇的停止，打破中國小說的團聚1對1教學科學”。
在近百年后不雅之，除“著者”結論的最后一條“自傳說”以外，其余基礎上依然成立，后人只是在胡適的基本上彌補細化，而不克不及推翻鏟除。到1954年以后，被非議較多的是以下兩點：其一，“《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往’的自敘”。胡適此時為了辯駁後人虛妄的索隱說，雖有來由卻過猶不及，他本身后來有些讓步，并沒有將其盡對化。其二，“《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庸無奇的天然主義下面”。百年前的文藝實際概念還不成熟，天然主義與實際主義之間，尚未嚴厲地域分界說。平庸無奇要勝過奧秘奇詭，這算不上是抬高吧。
1921年12月31日于杭州。左起：許若昂（寶駒）、葉圣陶、朱自清、俞平伯
蔡師長教師自動供給彈藥，輔助胡適“向我開炮”
胡適的考據并沒有終結，他固然轉引了敦誠、敦敏的詩，可是沒見到他們自己的詩集，想來必有更多資料。要找的是敦誠的《四松堂集》和敦敏的《懋齋詩鈔》，但在北京、上海兩處年夜索都不獲，簡直使他盡看。
1922年1月初，正在住院的蔡元培師長教師讀到了胡適贈予的《紅樓夢考據》改訂稿。他并不信服，一邊預備寫辯論，一邊提出胡適：“公所覓而未得之《四松堂集》與《懋齋詩鈔》，似可信人向晚晴簃詩社一詢。弟若有便，亦當詢之。”晚晴簃詩社是由時任平易近國總統徐世昌倡議，主旨是征集和匯編清詩，故彙集清人詩集最全。出院后蔡師長教師趁著《石頭記索隱》印行第六版，加寫了篇自序，再“與胡適之師長教師商議”，為本身辯解。
接上去產生的事很風趣。4月19日胡適從年夜學回家，收到了一部書商送來的《四松堂集》付刻前的寫本。“隔了兩天，蔡孑平易近師長教師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詩社里借來的。……蔡師長教師對于此書的熱情，是我很感激的。……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突然三日之內兩個簿本一齊到我手里!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了。”
這段故事的風趣之處并不只在于胡適連獲兩書之巧，更在于蔡師長教師的熱情助人，純然忘我。他完整可以或許想到，胡適獲得材料，就能增加批評本身的證據。這不是為敵手供給彈藥，來“向我開炮”嗎？可是蔡師長教師毫無掛念，懷著平凡心輔助部屬和敵手。與此同時他頒發公然辯論，依然獨持己見，鐵面無情。而在胡適一邊，似乎疏忽了蔡師長教師的提出，三個多月沒有往找晚晴簃詩社借書，仍是蔡師長教師言而有信，于出院后親身往把書借了來，再送書上門。蔡師長教師的不雅點容或可議，蔡師長教師的人品委實無雙！
胡適得《四松堂集》之后，寫了兩篇《跋〈紅樓夢考據〉》，一是用書里的資料彌補曹雪芹生平業績，二是回應辯駁蔡師長教師的商議，并不因獲得送書而放他一馬。一碼是一碼，學術看法與人際關系是兩碼事，胡師長教師的當真和固執也可貴。
胡適要找的另一部書《懋齋詩鈔》，那時并無新聞。它要比及二十多年后，由周汝昌往發明。
從胡適《紅樓夢考據》頒發，到俞平伯《紅樓夢辨》專著出書，標志著“新紅學派”確立
俞平伯原打算在1922年頭赴美游學，卻趕上噴鼻港船員罷工而受阻。他只好怏怏前往杭州，曾經辭了任務，只能想法賣文贍養妻小。此時正好見到蔡校長的自序商議文，他先寫了一篇文章支援胡師長教師，也就是辯駁蔡校長。此文3月在報上頒發。一篇文章不克不及盡興，也不敷填飽胃口，好在已有往年四個月的信稿在，完整夠成為一本書。俞平伯又給顧頡剛寫信，提議兩人“合做《紅樓夢》的辨證”。4月里，他特地前去姑蘇與顧面商。顧頡剛要忙他本身的史學研討，志不在此，便激勵俞平伯獨力擔負此任。俞平伯回到杭州，靜心著書。
5月底，俞平伯帶著曾經完成了一半的《紅樓夢辨》書稿，再次趕到姑蘇，與顧頡剛談稿。此時離俞平伯赴美的船期只要一個多月,必需掉臂暑熱，倒計時趕寫完成書稿。7月7日自杭赴滬，8日匆倉促為書稿寫了一篇《引論》，7月9日下戰書出發上船。與顧頡剛告別之際，俞平伯將《紅樓夢辨》的書稿交付給他，拜托校勘一遍并代覓抄手謄清。
俞平伯此次出國，是浙江省公派的赴美考核教導，但他又因皮膚瘙癢癥，僅兩個多月就入學回國，加上往復旅程約四個月。時光之短，連那本書的校訂還沒有做完。年末時，顧頡剛交回請人謄抄的書稿，俞平伯本身修正校訂，最后請顧頡剛作了一篇序。就如許，《紅樓夢辨》于1923年4月由上海亞東藏書樓出書，這是“新紅學派”的首部專著。
與胡適前文重在汗青資料的考據分歧，《紅樓夢辨》重要是文學的評價和研討。俞平伯批駁了歷來紅學家中的“猜謎派”和“消閑派”，而以為作者的立場即作品的主題是：《紅樓夢》是感嘆本身出身的，是情場懊悔而作的，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對釵黛“無褒貶”或“兩美合一”。在作風方面，作者是“自覺怨言，自感出身，自懺情孽，于是不克不及自已的發為文章”，作風就是“怨而不怒”。總體評價，俞平伯以為“《紅樓夢》活著界文學中底地位是不很高的”，“應列第二等”，“《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閑書類似，不得進于近代文學之林”。
青年俞平伯的目光很高，或許是還不識貨，他這晚期的見解與教員胡適年夜同小異。書中還會商了《紅樓夢》的時光、地址題目，列出了曹雪芹的年表，與小說人物賈寶玉混為一談，這是過度往坐實胡適的“自傳說”。俞平伯還考據了小說人物在八十回后的終局，會商了高鶚的續書，以為是“狗尾續貂”，凡續書都不成能勝利。
在《紅樓夢辨》一書殺青前后，鄭振鐸、王伯祥等人曾與他惡作劇說：“平伯這一下可成了紅學家了。”“紅學家”一詞是以而起，方才23歲的俞平伯不會想到，這將成為他的畢生定位。
《紅樓夢辨》是對胡適《紅樓夢考據》的延續和施展，“新紅學派”因這一文一書而立起了旗桿。而顧頡剛固然沒有著作，但在那兩年里他是胡適的助理，俞平伯的陪練。在他人看是甘當人梯了，在他本身，不外是練一練治學方式而已。
胡適在《紅樓夢考據》的開頭寫道：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想撇開一切祖先的偏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標；處處尊敬證據，讓證據做向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往。……我盼望我這一點小進獻，能惹起大師研討《紅樓夢》的愛好，能把未來的《紅樓夢》研討引上合法的軌道往：打破疇前各種牽強附會的“紅學”，發明迷信方式的《紅樓夢》研討!
這可以看作是“新紅學派”的宣言。從1921年胡適《紅樓夢考據》頒發、亞東本舊式標點《紅樓夢》問世，到1923年俞平伯《紅樓夢辨》專著的出書，標志著“新紅學派”簡直立。“新紅學派”以重視迷信史料的新方式、作者“自敘傳”的新不雅點和亞東收拾的新版本，三柱拱立，一舉擊潰了牽強附會的舊紅學，從此占據了主導位置。假如算到1954年，是跨越30年；現實上至今不停，曾經百年。
周汝昌發明《懋齋詩鈔》，告竣胡適在舞蹈教室二十六年前得逞的心愿
1923-1924年，魯迅寫成并出書了《中國小說史略》，此中論“清之情面小說”《紅樓夢》時，無保存地接收了胡適的“自敘傳”說。“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斷定反最后。……迨胡適作考據，乃較然彰明。”以前的說明是說，魯迅到1927年以后轉變了熟悉，不再認同“亂說”。現實上《史略》一書在1930年改版，1935年重印，論《紅樓夢》一章都沒有任何轉變，以其“別無新意”也。
而在另一邊，俞平伯卻轉變了。1925年，他在《古代文學》頒發文章《〈紅樓夢辨〉的修改》：“原來說《紅樓夢》是自敘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敘傳或小史則不成。我一面雖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這個來由，在本日的我追想，真感到索解無從。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本身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外換個底面而已。至于誰笨誰不笨，有誰了解呢!”
1930年，俞平伯為胡、顧通訊的《紅樓夢會商集》作序，再次明白表現：“索隱而求之過深，惑矣；考據而求之過深，亦未始不惑。《紅樓夢》原非純潔之寫實小說，小說縱寫實，終與列傳文學有別。以小說為名，作列傳實在，懸牛頭，市馬脯，既違文例，事又甚難，且亦無所取也。吾非謂書中無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妥處處以此求之，處處以此求之必欠亨，欠亨而委曲求其通，則鑿矣。以之笑索隱，則五十步與百步耳，吾正恐來者之笑吾輩也。”
《紅樓夢辨》當然顯顯露俞平伯的早慧和文學敏感，同時我們也不該該猛攻他23歲的不雅點便作出定論。俞平伯在25歲和30歲時的自我修改，顯然更趨穩妥成熟。到50年月初出書《紅樓夢研討》時，年過半百的俞平伯明言矯正了舊作的兩種過錯，“原來的過錯”和新資料證實的過錯。他不憚于矯正故我，棄舊圖新。
從1926年7月開端，胡適有一次長達10個月的歐美之旅。1927年5月回到上海，有一部古書《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自動奉上門來，胡適重價買下，定名為甲戌本。六年前，胡適在《紅樓夢考據》中立志要考核的“簿本”，至此才取瑜伽教室得了晚期手本的實證。這不只僅是一個手本的發明，而被以為是考據派終極代替索隱派成為學術主流的汗青轉機點。1933年，胡適又在北平看到并考核了庚辰本，“新紅學派”是以而確立不移。
1947年秋，29歲的燕京年夜學先生周汝昌在燕年夜藏書樓發明《懋齋詩鈔》，告竣了胡適在26年前得逞的心愿。他因頒發文章而開端與胡適手札往還，并“生平一面舊城東”，在東廠胡統一號相見。又一位北京年夜學的校長胡適，把可貴的甲戌來源根基件借給周汝昌，一借五個月，絕不吝惜，還借給他其他冊本。對周汝昌提議的“集本校勘”，表現“我可以給你一切能家教夠的方便與支援”——令我們想起蔡校長的年夜度忘我。周汝昌與四兄一路，用寒假兩個月時光，給甲戌本抄了一個正本。從此開端研討，到1953年出書了40萬字的《紅樓夢新證》。
1954年從春到秋，又有兩位年青人，27歲的李希凡和23歲的藍翎，一起配合寫出兩篇文章，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討不雅點。兩篇文章遭到高層的器重，《紅樓夢》研討的途徑從此而轉變。
當紅學趕上青年，紅學便取得了活氣，總有朝上進步。現在是百年之后，一切這些人物，包含最年青的“大人物”均已作古，令人思之愴然。“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百年之后的紅學又該若何成長？它還能再遇青年，盡處逢生嗎？
2021年2月23日，胡適去世59周年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