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同道期近將完成《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時，就囑我為此書寫一序文。往年玄月初，我應臺灣清華年夜學之邀，赴該校中文系講學，我本想將已排出的校樣帶往，于教學之馀閱看并即撰序。但當時校樣未能出齊，徐俊又有一種執著過細的天性，還想在校樣中再作修正，就說等回來再看吧。我于本年仲春初返京，徐俊就給我厚厚一疊已經排好但還有他不少改動字跡的校樣，我接過來，就似乎接過一副重擔。
說實在話，我對撰寫此序，是覺得很為難的。因為我雖然研討唐代文學已有二十馀年，但對敦包養 煌包養 遺書文獻，包含詩歌輯錄，雖有所接觸，但不曾多閱細看，沒有下過功夫。我有一個習慣，為友人作序，雖然不過一二千、二三千字，但總要翻閱全書，有時不止看一遍。接過本書的校樣，正值春節剛過，我用了整整一禮拜的時間，不做別的，數萬字的媒介細讀了兩次，近一千頁的註釋逐頁翻了一遍，剛剛經歷了半年教學，似乎一會兒又從課堂進進了專題研討的書房，眼界頓開，隨手即有所獲。
如我這幾年較留意于唐代翰林院與翰林學士彩修眼睛一瞪，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置信，小心翼翼地問道：“姑娘是姑娘，是不是說少爺已經不在了？”，想從文明與政治的綜合考核進手對這一部門知識分子作些研討，此中就觸及李白于唐玄宗天寶初進長安為翰林供奉事。關于李白任翰林供奉，唐代的人就有種種說法，有的把李白即了希望。說成翰林學士，有的說他直接參與政事，制作詔書。我以為這些都是不確切的。這次我在此書上編法躲部門中，看到P.2567、P.2552所錄唐詩叢鈔，有李白《宮中三章》，即其包養網 《宮中行樂詞這是他們作為奴隸和僕人的生活。他們必須時刻保持渺小，因為害怕他們會在錯誤的一方失去生命。八首》之前三首，原卷題下所署作者為“天子侍文李白”，這對我忽似一年夜發現。據考此卷傳鈔時間為天寶十二載（753）以后，順宗李誦即位（805）之前。可見這一距李白時間很近的鈔錄者，確把李白僅僅視為“天子侍文”，這是最為符合李白當時成分的。又好像卷頁78錄包養網 李白一詩題作《從駕溫泉宮包養 醉后贈楊隱士》，據徐俊校考，宋本《李翰林集》卷8、清編《全唐詩》卷168，均題作《駕往溫泉后贈楊隱士》。我認為從詩中所寫，及李白當時的成分，應是李白作為一個“天子侍文”，隨從玄宗游驪山，酒后作詩贈一友人。詹锳師長教師主包養 編的《李白選集校注匯釋集評》也留意及此，謂當以敦煌本所題為是（卷8，頁包養網 1347。百花文藝出書社，1996年12月）。
以上所說只是我通閱全書所得的極小一點，包養網 也只是結合我今朝所做的課題而言的。徐俊對敦煌詩集包養網 殘卷的輯考，我認包養 為功績有二，一是總結已有的結果，輯錄至今為止所能獲得的最多最全的敦煌詩歌，可以體現世紀性的成績；二是供給新的文獻收拾的思緒，既力圖恢復原件鈔錄的準確面孔，又力圖運用多種科學研討手腕，特別是強調敦煌寫本之間、敦煌寫本與傳世文獻之間的互證，開闊對敦煌文獻包養 清算、研討的視野。
正如包養網 作者在媒介中所說的，在周全普查已經公布的敦煌文書的基礎上，經過對400多個敦煌詩歌寫本的收拾、綴接和匯校，此書上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共厘定詩集詩鈔63種，詩1401首（包含重出互見詩71首），下編《敦煌遺書詩歌散錄》輯錄詩歌524首（句）。二者合計為1925首（句）。這一數字確實年夜年夜超過已有的各種輯本。並且所輯的詩，包含詩的作者，都通過大批的文獻輯比和嚴密考證，作了精細的校勘，有不少已經可以成為結論。人們明天拿到這包養 部書，除了已輯集收拾的王梵志詩以外，敦煌遺書中的詩歌，可以說這是既全而又可托的一個定本了。當包養 然，這并不是徐俊一個人的功勞，他充足接收了二十世紀幾代學人的學術結果。並且上一世紀自二三十年月起，中國學者連續到海內輯錄有關資料，特別是八九十年月，幾種年夜型的文獻（如英躲、法躲、俄躲，以及國內部門躲品）以集成方法影印出書，給敦煌詩的周全收拾研討供給了堅實的基礎。學術和文明研討的衝破，確是離不藍玉華目瞪口呆，淚流滿面，想著自己十四歲的時候居然夢想著改變自己的人生——不，應該說改變了自己的人生，改變了父開文獻資料的。
至于書中體現的新的文獻收拾思緒，我想，這在媒介和註釋的校錄中隨處都能察覺，我的這一序文不是論包養 文，不克不及作詳細的介“那丫頭對你婆婆的平易近人沒有意見嗎？”藍媽媽問女兒，總覺得女兒不應該說什麼。對她來說，那個女孩是求福避邪的高紹和闡釋。我這里只能提出幾點。如徐俊是很留意敦煌詩歌寫本所顯示的地區、時代和平易近間文本的諸種特點的。對敦煌詩歌的時包養 代分段，除了人們凡是采用的按華夏王朝的興替分為先包養網 唐、唐五代、宋初三個階段外，他又強調與敦煌歷史發展的分歧，劃分為吐蕃占領以前的唐朝時期（即唐德宗貞元二年以前）、吐蕃占領包養網 時期（即吐蕃于貞元二年攻占沙州、敦煌以后的七十馀年）、沙州歸義軍時期（即唐宣宗年夜中二年張議潮率領沙州平易近眾起義、驅蕃歸唐，直到北宋仁宗景祐三年為西夏所滅）。這就不受華夏王朝興替的傳統約束，更便于展開有關華夏文明在敦煌地區傳播及敦煌外鄉文明自立發展的研討。
又如上世紀初敦煌遺書的發現、流布，是有其特別的歷史環境的，這就是因為經過幾次劫奪，分躲于分歧地區，這樣，有些原是一個卷子的鈔件，卻被割裂為兩種或數種分歧的文獻。而過往對敦煌詩歌的收拾，又往往只就《全唐詩》的補輯著眼，不作整體考慮。如最早有計劃地從事敦煌唐詩寫本輯錄的王重平易近師長教師，他在《補全唐詩·序文》中就明確地說，敦煌詩在《全唐詩》中已十存八九，他的計劃是，凡見《全唐詩》者校其異文，凡不見《全唐詩》者另輯為一集，以補《全唐詩》之逸。王師長教師在這方面是作了不少貢獻的，但他的任務有兩年夜遺憾，一是受客觀條件的限制，并未作全，特別是數字統計不確（如說《全唐詩》已十存八九），二是這樣做便把敦煌寫來源根基件隔開，乃至形成種種缺掉。如P.2492、Дx.3865唐詩文叢鈔共21首詩，原是一個寫卷，但因一為法躲，一為俄躲，王重平易近師包養網 長教師只看到法躲所錄的白居易詩，命名為《白噴鼻山詩集》，並且又主張這是當時單行的《白氏諷諫》底本。現在徐俊把法躲與俄躲綴接，恢復原來寫本的原貌，人們就可以看明白，這一寫本所錄不止是白居易的《新樂府》詩，還有元、白唱和詩，岑參《招北客詞》，以及德宗時女冠詩人李季蘭詩。這樣，既正確否認原來單據法躲所作的結論，還進一個步包養 驟考知李季蘭佚詩的寫作時代包養 佈景（見本書頁21～27所考）。書中類似的情況不少，如頁171綴合P.2762、S.6973、S.6161、S.3329、S.11564等五個殘卷，考出唐佚名詩18首原為一卷，從而推斷詩作的時間，均極為精采。徐俊在媒介中明確提出，“敦煌文學寫本的收拾應該以最年夜限制地保存其原有包養 的可供研討的信息為目標”，這應該說是既合適傳統的文獻觀念，更具有開拓新的學術發展的科學思緒。
在述及收拾、考錄時，徐俊提出“廣泛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的原則”。“傳世文獻”一詞我最後覺得不太好懂得，我想，這當是指華夏地區尚存于世的各類典籍。當然我是贊成這一提法的。陳寅恪師長教包養網 師在論及王國維的治學貢獻時也曾提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相互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證”（《王靜安師長教師遺書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19）。敦煌詩歌相當一部門是華夏地區流傳過往的，有一部門則是外鄉作品，但總的都是中華文明。我們明天作考證、研討，確應作綜合的考核。假如不具備傳統文明的素養，是很難作出真確的、高層次的考釋的。本書在這方面作了不少盡力，既博且精，時出新見。如頁276考P.3597所錄的《白侍郎蒲桃架詩》，古人多認為便是白居易詩，有的學者雖提到一作姚合詩，但認為不成靠。徐俊考出宋代史繩祖《學齋占畢》卷4記有當時所傳姚合詩集即包養網 有《洞庭蒲桃架包養網 》詩，這一發現即可斷定此詩的確切作者。又如P.2567、P.2552唐詩叢鈔拼合卷中所錄孟浩然《寄是正字》詩，過往的孟集及某些總集對“是正字”所載有異，古人也往往沿誤傳誤，徐俊則依據《新包養網唐書·藝文志》予以訂正。這些都可見出，我們作古籍收拾，推而廣之，作現代文明研討，確需求有博厚的基礎，而這又是不成能一揮而就的，需求長期的積累。
我不成能再多舉例子，雖然我在筆記中還寫有不少。我在這里想再說一點，那就是，徐俊在校輯、考錄時，真是參閱了二十世紀中外學者不少著作，這從書后所附“征引及重要參考文獻”有28頁之多，可以想見。對有些有爭議的記載和說法，根據徐俊所供給的論據，有的我認為可以下斷語的，但他還是表現維持原說，不遽加改變（如頁461關于“荀鶴”二字的校釋），這種穩重的做法使人覺得一種謙和之氣。不過徐俊還是有硬脾氣的，他認為是就是，認為非就非，即便是有很年夜名氣的前輩或當今學者，他一方面很尊敬，但另一方面碰著實在難以成立的具體論點，他還是清楚表現“誤”包養、“不確”。我認為這是治學的一種正氣，一種與虛假、作偽絕然對立的正直作風。
徐俊在“后記”中說，他編撰這部書，假如從普查寫卷算起，已有十三個年齡，而開始動筆寫作至往年，也已整整十年。他感歎地說：“人生有幾個十年呢，這本書竟耗費了我十多年所有的的業馀時間！”我說，這包養網 不是耗費，這是值得的，也是必須的，沒有這十多年，能有這般厚實的結果而為當代及后世所援用嗎？人生確應珍視每一個十年，徐俊能夠在中華書局編包養網 輯部的學術氛圍中充實本身，并已安身于難得的敦煌學術行列包養網 。這樣的十年，應是為人企羨的。是為序。
2000年2月末，于北京六里橋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