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錢穆向葉龍頒發碩士學位文憑。(受訪者供圖)
▲1956年，錢穆師長教師列席新亞書院九龍農圃道校舍奠定典禮時在臺上致詞。
“直至本日，我國還未有一冊幻想的《中國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國學年夜師錢穆在噴鼻港新亞書院簡陋破舊的教室里，開講一門新課程《中國文學史》，這是錢師長教師開篇第一句話。
這位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少見的通儒，平生著作80包養 余部，1700萬言，卻沒有留下一部關于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講文章，以及那篇有名的長文《中國文學史概觀》中，往尋找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吉光片羽式的出色論述。
在新亞書院，錢穆開過兩次《中國文學史包養 》課程，每次一講就是一學年。從中國文學的來源一向講到清末章回小說，自成一套完全體系。惋惜時局飄搖，奔走輾轉間，錢穆始終未能將講稿包養網 收拾成書。
近60年后，師從錢穆多年的門生、87歲的噴鼻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葉龍，從箱底捧出當年的聽課筆記，開始逐字逐句謄錄、校訂、注釋，錢穆師長教師留下的學術遺產終于重見天日。
全書32篇：從堯舜禹講到清末
《中國經濟史》出書后，深圳商報記者曾赴噴鼻港青衣島，獨家探訪葉龍老包養網 師長教師，并于4月28日至4月30日，連續三天發布系列報道“錢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個版的規模還原錢穆師長教師客居噴鼻港、遷居臺灣的人生橫斷面，惹起廣泛關注。
這組報道給葉龍師長教師留下了深入印象，當時他正在收拾錢穆師長教師的《中國文學史》講稿，遂主動提出，將文稿的報刊首發權交給《深圳包養 商報》。
經過兩個多月的謄錄、校訂、注釋，這部由錢穆師長教師60年前講授、從未公開發表過的《中國文學史》講義，終于初見雛形。
“所謂‘中國文學史’，其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葉龍師長教師告訴記者，整部《中國文學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國文學的來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說”，上至堯舜禹，下至清朝末年，體例上仍以時間為序。但針對具體朝代和文學流變，錢穆師長教師提出了許多新創見，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些嚴重不合也給出了他的考證息爭釋。
今朝文稿已接近完包養網 成，葉龍師長教師正在做最后的搜遺補漏和注釋任務。他預計，整部文稿完成后，總字數約為20萬字。
新見解：文學史斷代獨一無二
包養 “錢師用平生的精神，把經、史、子、集都讀通了，所以他講任何一門課，都有其出色獨特的見解。”葉龍對記者說，“小姐，你不知道嗎？”蔡修有些意外。講稿的意義在于即興，它與嚴肅撰寫的著作分歧，史家不再決包養 心壓抑本身表達對史料的見解，不憚講出普通性規律，鑒包養 往知今，微言年夜義。現在《中國文學史》講稿做了忠實的重現，這一價值已經足夠。
因為即興，錢穆師長教師許多猶如神來之筆的絕妙論斷，都留了下來。
他說，《年齡》看起來像現在的電報，其實它最能體現“句斟字酌”，既有文學意味，亦有法令性；白居易最好的兩首詩《長恨歌》和《琵琶行》，相當于小說；中國文學“無史詩，無神話，無悲劇”，《紅樓夢》也不算真正的悲劇，只是解脫罷了；中國文學要能唱，《楚辭》、唐詩都要唱，故文學家多數帶有浪漫與落拓的習性；《包養 史記》是一種浪漫派的寫法，但此中無一假話……
在他看來，《詩經》是中國第一部文學作品，屈原是中國第一位真正的文學家，《古詩十九首》第一個開創了中國純文學的先河。建安文學是中國文學獨立、覺醒的轉折點，唐代是整個中國文學史的中間。而中國只要兩位年夜文學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學與品包養網德的問題；一位是司馬遷，他解答了文學與歷史可否合流的問題。
對文學史的斷代，錢穆也有別于後人。他認為，“自孔子包養網 以下之諸子百家到漢初是散文時期，魏晉后則是韻文的世界。期間屈原的《離騷》只是偶爾產生罷了。”
新考證：對文學史公案“發言”
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些公案、嚴重不合，以及後人講錯的處所，錢穆師長教師逐一作出包養網 了修改與補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傳門生說：“蘇李河梁《贈別詩》和《古詩十九首》是西漢時所作。”這是文學上的年夜問題，長久以來爭議不斷。欲，處處都是。像蝴蝶一樣包養網 飄動的身影，處處都是她的歡笑、喜悅和幸福的回憶。錢穆認為其說甚謬，非搞明白不成。而近代梁啟超則認為上述五言包養詩均系東漢末年所出，錢穆贊成梁說，還供給了本身考據得來的無力論證。
《尚書》的真偽也是文學史上包養網 一樁公案，錢穆有本身的思慮。他認為《尚書》中最可托的作品是商代的《盤庚》，而虞書(《堯典》)、夏書(《禹貢》)、殷書(《盤庚》)，均有可疑之處。
最風趣的是，錢穆指出司馬遷講到《離騷》時，因不識歷史地輿，以為前人把地名寫錯了，還把原文對的反而改錯，導致屈原自殺的地點從“湘流”變成“常流”。“近日我重讀《中國文學史》，覺得錢師對歷史地輿也滾瓜爛熟，他應該可以開《中國歷史地輿》這門課。”葉龍笑言。
新創識：建安文學至今仍被低估
翻看《中國文學史》講稿，就能發現，錢穆雖然依照時間順序一路講下來，但某些章節的“一視同仁”，明顯流露出他的傾向性。
最典範的是對建安文學不惜筆墨。錢穆不僅將它從魏晉南北朝文學中包養 單拎出來，自成一章，並且對它的評價與後人，甚至古人都有很年夜分歧。
“錢師認為，建安文學的價值被年夜年夜低估。它是中國文學的主要轉折點，是文學覺醒之時代，自此文學才得以獨立，與政治脫離了關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學的帶頭人，有嚴重貢獻。而曹操在文學上的成績與特別位置，也是錢師在近代最早提出并發現的。”葉龍說，對建安文學的從頭評價，是錢穆師長教師研討中國文學史的獨特創見。
錢穆很是推重曹操的《述志令》，將之比作羅斯福的《爐邊夜話》，他說：“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他對曹操極為喜愛，講到他時妙語連連：“后來諸葛亮羽扇綸巾，指揮三軍，他的《出師表》亦如與伴侶話家常，學的是曹操。曹操倜儻風流，其下屬羊祜累官升至尚書左仆射，當其都督荊州時，輕裘緩帶，身不披甲，學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敗操于赤壁的周瑜，當作戰時，背后卻在聽戲，學的也還是曹操。”
後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錢穆卻持相反意見。他認為，曹丕是在中國文學史上講文學之價值與技能的第一人。他的《典論·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這一主張，對后世影響深遠。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學者頭腦，亦尊敬學術。從文學立場來看，曹植不如曹“怎麼突然包養 想去祁州？”裴母蹙眉，疑惑的問道。丕所言甚遠。”
精點評：字包養 字珠璣活靈活現
《中國文學史》講稿不是錢穆親筆所著，是基于授課記錄而成，包養網 但年夜師的意義就是言必有包養網 中，往往一兩句話就令人有撥云見日的感覺。
記者閱讀書稿，并不覺得在讀學術著作，倒像讀散文。錢穆談鋒極好，他講《中國文學史》行云流水，評名家，說經典，字字珠璣；又絕不僅僅就文學說文學，引史料，看全球，高低五千年信手拈來，把一部文學史講得像波瀾壯闊的史詩。
他評價先秦諸子，說孔子如鐘，“年夜扣年夜鳴，輕敲小鳴，不扣不鳴”，孔子之偉年夜，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莊子則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貌教訓人，但他所講的寓言，其實相當有事理。老子又有所分歧，他認為不配與人講，你們愈不懂，我的位置就愈高，所以說：“知我者稀，斯我貴矣。”墨子則是必定要講到你清楚為止，因為他是社會活動家，是宗教家。
他點評歷代文人，說陶淵明性情如虎，其詩更為可愛。王維是居士，杜甫是嚴正的讀書人，李白則是喜歡講仙人、武俠的江湖術士，屬于下層社會。柳宗元最偉年夜的是寫游記，因唐人見到好風景只是賦詩罷了。
葉龍告訴記者，錢穆把“知人論世”作為評價中國文學史的主要標準，認為作者為人的價值比作品更主要。是以，“李、杜”齊名，錢穆以杜甫為高，他說“李白是仙風道骨，老莊風度；杜甫則布帛粟菽，有儒家精力”，杜甫的所有的人格精力與時代孤芳自賞，與歷史發生了年夜關系。
錢穆的《中國文學史》起首是人的歷史。以此標準權衡，他認為，謝靈運不如陶潛，宋玉不如屈原，吳敬梓、曹雪芹絕不克不及與蔣心馀比擬，阮年夜鋮更不克不及與孔東塘比。
年夜視野：從史學角度講文學
“知人論世”恰是錢穆這部《中國文學史》的理論基點，也是它分歧于其他文學史的獨特之處。葉龍告訴記者，出于歷史的視野，錢穆師長教師的文學史觀是以史論文，他包養 更重文學的歷史感化與社會效能，把中國文學的流變看做年夜文明傳統的一部門。
這種文學理論，散見于錢穆的講述中，卻是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在《中國文學史》緒論中，他開宗明義：“講文學史應先清楚歷史。”他認為《史記》解包養網 決了東方文學關于“文學和品德”、“文學和歷史”關系的難題，稱最高的文學就是最高的歷史。
他認為“文運必與世運相通”，偉年夜的文學，多在承平亂世時產生。魏晉南北朝時期之文學，只能說包養 是文學之覺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氣足。與此同時，那些生于憂患的新文體，五言古詩起于晚漢，詞起于包養 晚唐，白話語錄起于晚宋，劇曲起于金元之際，白話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起于元末明初，也值得年夜書特書。
以“史”的標準來權衡，錢穆認為明中葉的作家，遠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無年夜傳統存在。是以對“明代四年夜奇書”《水滸傳》、《三國演義》與《西游記》藍玉華搖了搖頭，打斷了他，“席公子不用多說，就算席家決包養網 定不解除婚約，我也不可能嫁給你，嫁入包養 席家。身為藍家，藍少、《金瓶梅》，錢穆確定前兩書，對后兩書則頗有微詞。他說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澤，心存邦國”，“《水滸傳》雖是一部社會下層文學，而實帶有中國傳統政治上層文學之真心境與真精力”。而《西游記》和《金瓶梅》“只具游戲性、娛樂性，只要寫作技能，何曾有寫作精力？”
至于《紅樓夢》，錢穆的評價是“有感歎，無依靠”，同樣是以史權衡，“清代包養網 中葉以后，漸漸逝世于安樂，如《儒林外史》、《紅樓夢》，皆安樂中病篤之象。包養 ”
當然，錢穆述文學史的標尺包養網 遠非上述兩點。在“史”和“人”的標準之外，他包養 強調性命觀，強調純真與天然。他說文學是性命，如司馬遷將本身的性命依靠于理論中。文學又是時代的，如《孔雀東南飛》小性命在年夜時代的隕落。但最高的文學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寫《離騷》，他怨得純真而天然，但屈原并非要講給人聽。（劉悠揚）